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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閱讀】改革開放40年︱張軍:激情年代的改革(下)

2018-05-21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改革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

當大家在爭論深圳是姓資還是姓社時,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了,出臺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換句話說,當深圳在如火如荼地大搞建設的時候,我們國內絕大部分地區的經濟體制還處在計劃經濟的時代。

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決定。大家很奇怪,我們1978年不就已經開始改革開放了嗎?但實際上,1984年之前,我們整體的改革都在農村及農業上,只有1984年的《關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下文簡稱《決定》)出臺以后,經濟改革的重心才轉移到城市。

鄧小平對這個決定評價很高,說有了老祖宗沒有講過的話,有新意。那么1984年的《決定》到底講了什么老祖宗沒有講過的話呢?第一次提了“商品經濟”,那時根本不敢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決定》中,我們確立了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不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整天都在爭論“什么是商品”。商品的對應產品。市場經濟對應當時的商品經濟,而計劃經濟對應當時的產品經濟。商品經濟比產品經濟近了一步。那么什么是商品呢?就是可以用作交換了。產品是不能交換的,只有能夠用作交換的時候才成為了商品。所以那個時候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寫到了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當中,在鄧小平看來已經是講了老祖宗沒有講過的話。活血鄧小平看到了,這離開市場經濟已不太遙遠。

所以從1984年起,中國的改革才真正開始進行,1984年之前的改革都是自發的,1984年的《決定》之后,我們才開始有意識地、有組織地推進在城市的改革。

但是出臺《決定》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出現了比較嚴重的而且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

在計劃經濟年代,是沒有通貨膨脹的。因為價格是政府定的。但是在計劃經濟時代,供不應求會出現什么樣的后果?就會出現有需求的人要排隊,要等候。但是在1984年《決定》出臺的時候,實際上價格已經有些局部的松動了。政府在包括生產資料、消費品在內的各種物品上的定價已經開始松動了。換句話說,市場上已經開始出現了一些局部反映供求關系的現象,其結果就是通貨膨脹一發不可收拾,而且這個現象斷斷續續一直持續到1987年,1987年稍微得到了控制,1988年又反彈。所以我們在出臺《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已經發生了一個很有趣的變化,它已經不是完全的經典的計劃經濟了,它已經開始出現很多市場交換的因素了,已經把價格給抬上去了。

1980年代中期有一位東德的經濟學家到北京來訪問。他聽了很多關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介紹之后,表示:“我認為中國的改革都是微觀的改革,沒有宏觀的改革。”他暗示,中國在微觀改革中沒有關注宏觀穩定問題。

可以想象,在計劃經濟時代,需求是嚴重的短缺,需求是被抑制的,而需求是一個巨大的能量,一旦放任需求,在供給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價格會猛然飆升。這解釋了為什么當時政府發現沒有辦法控制通貨膨脹,因為彼時的經濟政策完全沒有宏觀調控的概念。

在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推進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時,我們已經面臨了宏觀經濟不穩定的問題,但是,當時關于改革的決定當中仍然只有微觀經濟的改革。

整個80年代,特別是1984年到1988年,國務院所面臨的最為困擾的問題是,如何在宏觀經濟面臨失控,通貨膨脹壓力居高不下的情況下,繼續在城市推進對計劃經濟的改革。

1985年巴山輪會議:宏觀管理的起點

1985年9月2日-8日,中外30多位經濟學家共同乘坐一艘從武漢開往重慶的郵輪‘“巴山號”,在輪船上召開了“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也就是后來所說的“巴山輪會議”。其中中方最年長的經濟學家是薛暮橋先生,時年81歲。最年輕的參會者是郭樹清,29歲,他那時候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讀書呢。 

巴山輪會議所有參會者合影。

巴山輪會議的重要性體現在,其第一次讓我們的改革者和經濟學家了解了宏觀穩定和宏觀需求管理的重要性,也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了配套改革的重要性。

巴山輪會議是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聯合舉辦的,一共討論了七八個議題,最重要的議題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當中,為什么會出現通貨膨脹?如何控制通貨膨脹?改革需要什么樣的條件?宏觀經濟不平衡會如何影響改革?改革應該以什么樣的方式推進?

這個會請來了198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士·托賓 (James Tobin),以及匈牙利籍的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Janos Kornai)。 還有來自英國的和日本的經濟學家。

左圖為198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James Tobin ,右圖為匈牙利經濟學家Janos Kornai。

在會上,詹姆士·托賓解釋了為什么在改革的過程中出現通貨膨脹,因為中國的工資上漲過快。他指出,因物價上漲率等于名義工資率減去勞動生產率,如果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工資跟著上漲,就不會導致物價上漲。但是如果勞動生產率上漲速度低于名義工資上漲速度,工資虛高,那么就一定會導致物價上漲。

針對當時中國面臨的消費基金膨脹和工資上漲的壓力,他甚至建議,這個公式(物價上漲率=名義工資率-勞動生產率)應該寫下來,放到每個國有企業經理、國有銀行行長的辦公室,讓他們時刻牢記,名義工資要跟著勞動生產率走。

科爾內曾經歷在匈牙利進行的局部的經濟改革,這使得他的發言能針對更基本的改革方式問題。也就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辦法會有幾種,哪種更可行。他的分析對中國經濟學家影響很大。他的《短缺經濟學》一書更是使他在中國名聲大噪。 

圖為參加巴山輪會議的四位經濟學家合影。其中有著名的經濟學家薛暮橋(左一,原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秘書長兼私營企業局局長、國家統計局局長、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干事)、馬洪(左二,原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會長)和吳敬璉(右一,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

1984年“莫干山會議” :價格雙軌過渡?

通貨膨脹現象的產生促成了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但是,物價上漲既是價格改革的產物,也反過來影響價格改革的進程。在改革初期,價格改革應該如何推進?如何能把價格改革對社會方方面面的利益的影響降到最低限度?這是1984年中央決定把改革重點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之后面臨的一個最基本的改革問題。

但實際上,就在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前兩個月,也就是1984年的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開了一個青年經濟學者的會議,史稱“莫干山會議”,其全稱為“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研討會”。該會議面向全國征文,收到1300份投稿,選擇其中的120篇,分成七個組,挑燈夜戰,連夜討論如何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改革方案。據說討論和爭論最為激烈的是價格組。隨著時間推移,莫干山會議也因為對價格改革的爭論而名揚四海。

會議不僅吸引了全國的年輕經濟學者踴躍參加,當時的浙江省領導人也與會致辭。來自北京的中央領導人張勁夫特地趕到杭州,聽取了莫干山會議的總結匯報,而向張勁夫作匯報的人就是華生。

張勁夫,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原國務委員。

結果在20多年之后,在華生和當時也參加了“莫干山會議”的張維迎之間發生了一場著名的爭論,一場關于發明權的爭論,也就是莫干山會議上關于雙軌制價格的改革方案到底是誰提出來的爭論。

張維迎當時是西北大學的一個研究生。張維迎說,這是他第一次坐飛機,從西安到杭州。這個會真的是讓很多人有了第一次。

這是一場爭論得不可開交的激辯。因為那時我正在撰寫那本關于改革開放的書,其中要寫到“價格雙軌制改革”,所以雙方都來找我向我提供資料。我記得一天夜里我已經睡下了,張維迎從香港給我打電話,他當時好像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他說:“因為你寫這個書,所以我要把當年很多原始的材料復印好寄過來。”寫這段歷史讓我很為難,因為我并沒有參加這個會,我只能看很多人的回憶。當時在價格組參與討論的人很多,其中有些人后來都寫了回憶文章,也有的參與華生與張維迎之間的爭論。 

張維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聯合創始人。

華生,1986年被評為首批“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現任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從我掌握的資料來看,價格雙軌制改革的這個思想曾經出現在張維迎在西北大學讀書時的文章里,但不是在莫干山會議上提出來的。根據很多人提供的資料顯示,在莫干山會議上,張維迎是主張“放開價格”的,也就是屬于“放派”,另外一派人,叫“調派”,主張“調整價格,逐步到位”,而“不是放開價格,一次性到位”。華生好像是一個綜合派,也就是“調放結合”,這也是基于討論而形成的價格哥哥哥報告中明確建議的一個方案,我猜測,華生向張勁夫匯報的時候,可能就是按照雙軌制的思路來匯報的。

雖然雙軌制這個詞成為后來莫干山會議就價格改革所形成的思路,但“雙軌制”這個詞并不是某個人拍腦袋發明的。在更早的時間,1982年和1983年,一些重要的生產資料,如煤炭,已經出現價格雙軌的現象,否則當時中國的經濟就不會有通貨膨脹。換句話說,“莫干山會議”之前,“價格雙軌制”這一現象已經存在了。 

不過,價格雙軌現象確實引起了經濟學家的注意,并有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價格雙軌制也許是一個可行的改革思路。畢竟價格一次放開的風險太大,慢慢調整計劃價格,同時在計劃外更多允許超額的產量按供求關系定價,逐步走向市場價格,聽起來也是有道理的。 

可是,在過渡期內價格雙軌制畢竟意味著“計劃內的價格”和“計劃外的價格”并存。大家可以想象,按照這樣的雙軌制方式改革,必然也會出現串軌現象。因為市場價格高,計劃價格低,一定會有人想辦法把計劃配額往市場轉移,出現所謂串軌的行為。

1985年,中國經濟就出現了一個現象,叫做官倒,也就是官員倒賣計劃的配額。假如你有關系,你就去中央的部委批個條子,你到某個鋼廠按照計劃價格獲得一百噸的鋼材,隨后,你憑這個條子以低價買入一批鋼材,再到市場上按照高于計劃的市場價格轉手賣掉,中間就牟取了巨大利益。換句話說,憑借關系和條子可以給你帶來巨額的收入。一時間官倒成為我們面臨的腐敗現象,蔓延很快。

1986年:改革方案的較量 

作為從計劃價格向市場價格的一種過渡方式,在很多人討論價格雙軌制的優越性的時候,以吳敬璉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卻反對價格雙軌制的思想。他們反對通過雙軌的辦法向市場價格靠攏。他們主張“一籃子改革”。他們認為,經濟體制改革中很多因素都是關聯的,你不能只做一部分市場化,如果只做一部分市場的話,肯定會帶來市場混亂。當時國務院成立了一個經濟改革設計辦公室,整體改革派的這幾位經濟學家就在這個辦公室。

他們認為雙軌制的這個辦法不僅引發通貨膨脹,而且引發腐敗,引發官倒和尋租。吳敬璉教授以及他的研究小組當時就給中央寫了很多報告,給價格雙軌制定了八宗罪。

“整體改革派”在報告里主張應該推動“一籃子改革”。1986年他們提交過一份關于整體改革的報告中央,而后國務院也開了會,中央也通過了。遺憾的是,兩個月以后,“一籃子改革”方案被擱置,所以吳老(吳敬璉)對這件事情耿耿于懷。吳老在他的教科書《當代的中國經濟改革》中,也提到這件事情。本來國務院擬通過按照這個方案進行改革了,但是為什么后來又反悔放棄?我想,當時在通貨膨脹已經很嚴重的宏觀經濟背景下,“一籃子改革”的方案過于冒險。國務院決定暫緩這個改革方案,轉而決定啟動關于企業所有制的改革。

圖為“整體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右起分別為:周小川(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李劍閣(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長、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樓繼偉(原財政部部長、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敬璉(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曉靈(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國家外管局原局長),郭樹清(現任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黨委書記,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副行長)

1984年至1987年之間,面對嚴峻的通貨膨脹,決策者不敢冒險,最后決定把改革的重心轉移到企業改革上,對國有企業進行承包制和股份制改革。

國有企業所有制改革顯然是“一籃子改革”方案擱置之后的直接結果,隨后爭論就轉向了企業改革。當時關于企業改革,有一位經濟學家一直呼吁企業改革。他有句名言“中國經濟改革如果失敗,一定是因為價格改革;如果成功,一定是因為企業改革。”這個人就是北京大學的厲以寧教授。所以厲以寧也有以個綽號叫做厲股份。因為厲以寧主張國有企業進行所有制改革,施行股份制。 

當時中央在決策上面放棄了以吳敬璉為代表的關于經濟體制“整體改革“的方案,并轉向了企業改革,無形當中支持了厲以寧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的方案。我當時在中國學術信息網上看到介紹吳老的文字中有這樣一句話,說他向政府提了很多方案,事后都證明是正確的,但是往往沒有得到中央的采納。我想那些沒有被采納的方案中,最重要的就是關于“整體改革論”以及后來的“價格闖關”的方案。

吳敬璉(左)和厲以寧(右) 兩位都是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學界泰斗。

吳老和厲老同年同月生,又是同一個中學讀書。但從80年代后期相當長的時間里兩位沒有面對面。一直到2008年,北京大學紀念中國經濟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他們一同受邀參加了紀念活動,終于同臺出席,面對面。厲以寧和吳敬璉是對推動中國經濟改革作出重要貢獻的兩個代表性經濟學家。

在上個世紀改革的年代,經濟學家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參與到了改革的過程當中,每個人事后都可以說,“這里面有我的貢獻”,“這里面有我的建議”。在今天,這種現象已經幾乎不可能了。那個年代真是浪漫的。

1978年12月小崗村的“包產到戶”:自下而上的農業變革

提到農業改革,就要提到安徽鳳陽的小崗村,就要提到原人大委員長萬里。

萬里主政安徽時,安徽的小崗村發生了一件歷史性的事情,18位農民自發地進行了“包產到戶”的秘密行動,并立下了這張著名的契約。這是1978年的冬天。

圖為1978年12月小崗村18位村民對秘密進行“包產到戶”一事所立的字據契約。這份名單上有22個人,這當中有他們的太太,按手印的是18個人,因為這一約定上寫明如果有人出事,其他人要撫養其子女到18歲,所以這分契約需要有他們的太太在場。手印原件保存于中國歷史博物館,一份復印件在小崗村的博物館。

1978年11月,小崗村的這18位村民秘密地在嚴家討論要“包產到戶”,把土地分到每個家庭。做這件事情風險很大,萬一被泄密是要面臨殺頭之禍的,所以他們就按了手印,并承諾如果出現意外,義務撫養其子女至18歲。這是一件十分悲壯的事情。

據說,在安徽主政的萬里,對這件事情是知情的,而且萬里秘密地派人到小崗村去了解情況。因為小崗村這18位農民在干了一年之后,他們隔壁的村子就發現這個村子意外豐收了,于是就發現他們偷偷地把土地分到了家,所以就有人就向上打了小報告。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萬里當時是知道這件事情的。但是,萬里很聰明地打了個電話給鄧小平問怎么辦。據說,鄧小平回復得很簡單, 只做不說。

萬里認為小崗村自發做的事情是正確的道路,所以他寫報告給中央,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緊接著,他又寫報告給國家農委和農業部,建議全面實行“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但是農業部很保守。萬里因此就耿耿于懷。1980年萬里到中央去工作,并擔任副總理,分管農業。到中央工作一年后,從1981年開始,他提出對農業部進行全面整頓,消除阻力。

在中央的討論中,萬里和胡耀邦達成了共識,提倡推動“包產到戶”到全國。但是阻力特別大,中央決策層也出現了很大的意見分歧,最后作出的決定是妥協式的,分地區地搞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發達地區不要搞,只有特別窮的地方才去搞包產到戶,而且介于兩者之間的也要看情況,所以我們可以認為當時是“有條件地”推行家庭聯產承包。但是萬里還是覺得農民很希望把田分到家。

此時胡耀邦是站在了萬里這邊,給了萬里很多的支持。盡管阻力很大,但是萬里和胡耀邦依然謀劃著要起草一個文件,推動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

無論如何,胡耀邦和萬里還是在積極的推動了“包產到戶”,最后說服了中央諸位老同志。這就形成了1982年年初的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直到現在,這一傳統還在延續,每年中共中央出臺的一號文件一定是關于農業的),同意全國范圍內逐步推進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的實行。

1982年,人民公社的實體依然存在。一年后,1983年,人民公社完成了實質性的解體,鄉鎮政府建立。換句話說,1983年人民公社全面地被鄉鎮政府替代掉了,實際上這件事情直到1984年的年底才全部完成。所以1982年開始推行家庭聯產責任承包的時候,人民公社還在。但是如果沒有胡耀邦和萬里共同的推動,這件事情的估計還會拖很久。

1978年的不同尋常:改革元年

因為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所以我們必須要多講講1978年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1978年11月,安徽小崗村自發地出現了“包產到戶”的行動;1978年4月,國家計委和外貿部派出香港澳門考察團,最后引發了蛇口工業區的建立,建立對接香港澳門的碼頭,后來進一步引發了四個經濟特區的建立。更加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是一個出國年,那一年中央13位副國級以上的領導人,20次出國考察。

鄧小平在1978年去了哪里呢?首先,鄧小平10月份去了日本。他參觀了松下電器,日本人用微波爐加工食物,他看了之后覺得非常奇怪。可以說,1978年出國考察的時候,他受了非常多的刺激。他還乘坐了新干線,并說了一句以為神農嘗的話:這個速度對我們正合適。

上圖為鄧小平1978年出訪日本乘坐新干線;下圖為2017年美國加州州長乘坐中國高鐵。 40年前,鄧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線時,感慨萬千:“就像推著我們跑一樣,我們現在很需要跑!”40年后,美國加州州長在乘坐中國高鐵時,發出了類似的感嘆。

緊接著他去了新馬泰,會見了時任新加坡總統的李光耀。在新加坡,他感受最深的是新加坡利用外資,這也是后來他在建立深圳特區,引進外資這件事情上十分堅持的原因。建立深圳特區的方案中,一直強調要利用華僑引進投資。鄧小平為什么支持這樣的方案?是因為他在新加坡看到了成功的經驗和驚人的經濟成果。他認為,中國一定要開放,一定要利用外資。

同時,谷牧帶團到西德去考察,回來之后寫了十分詳盡的報告。這些事情都發生在1978年11月以前。當鄧小平從新加坡回國不久之后,就開了一個長達36天的民主思想會。算是為了年底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的,而在此之前中央在鄧小平的建議下開了一個36天的民主生活會。在這36天的會議上,出國的領導人將從國外帶回來很多新思想,新想法,與全黨的同志分享,更重要的是鄧小平與時任中央的最高領導人在要不要放棄階級斗爭,要不要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開展了思想斗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36天的民主思想會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真正的起點。

民主思想會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那就是是鄧小平在這個會上所作的閉幕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如果我們通讀全文,就會發現這個演講非常非常重要。也正是在這個閉幕詞中,鄧小平有了發展經濟而不是階級斗爭是第一要務的重要思想。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其實就是學習鄧小平的這個閉幕詞。

黨的思想路線上有了這個歷史性的轉變,把經濟建設放到最優先的位置,徹底告別了文化大革命,這才有了1980年代充滿浪漫色彩的,充滿理性與激情的改革的歲月。

(以上內容選摘自張軍教授2018年4月19日在復旦大學星空講壇題為“激情歲月——你所不知道的經濟改革”演講。文章由華東理工大學國際社工學院研究助理吳怡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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